Lucky

相較於左鄰右舍，我家裝設的鐵窗算是最少的。我崇尚自然，遮雨棚、鐵窗之類的設施，能免則免。戶外的陽光、新鮮的空氣、通透的視野，這才是我想要的。但是享受這些卑微的自然資源竟然還要付出代價，這倒是讓我很意外。

星期天晚上，我就寢的時間已經算是星期一凌晨了，時間是二點多。上了床，我自己知道過了好久才入睡。一早，我太太起床後嚷著，「你的鬧鐘怎沒響？」「昨晚 睡前怎沒關房間門？」「樓梯燈怎麼也沒關？」聽到這一連串的問句，我從床上跳起，出狀況了。我的鬧鐘設在手機上，時間是六點五分。睡前我開房間門，探視過 外面的樓梯燈，再親手關門鎖門。

起床後，我探頭看浴室窗戶，已經是全開的狀態，外面微弱的晨曦清楚可見。衝下樓，大門半開，只是大門外層的另一道鐵門依然閉鎖著。直覺的判斷，人還 在屋內。我一個轉身，廚房旁的洗手間門半開著。除非後面躲著人，否則那扇門是全開貼著後面的牆。再一步靠過去，左手推門，有人！黑暗中，那人知道被發現， 同時也從門後閃身想出來。我的直覺要我在他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先發制人。是的，我再一步往前，雖然只見一團黑影，左手還是摸索到他胸口，抓住衣領，右手立刻 出擊兩拳，打在臉上，順手抓下他的口罩。抓住領口的左手使力一拉，人被我拉出洗手間。

混亂中，我的手機從他口袋掉了出來。他沒反抗，開始求饒。我的雙手制住他帶手套的雙手，沾污的棉質手套。熟悉的手套，以前我當黑手時也戴過。我太太 還在樓上手忙腳亂找不到電話。我與他四目相望，空氣凝結著。他還是沒反抗，只是哀求我放了他。一句句說沒拿什麼東西，請我不要報警。還說就住在附近，大家 都是熟人。時間一分接著一分過去了，他癱軟，跪下，流著淚。還是哀求我放了他。我的右手拇指指甲開始充血紅腫，剛剛揮拳時弄傷了，疼痛跟著來。我確實也閃 過放了他的念頭。

電視影集都有這樣的片段，執法者閃過仁慈的心，稍一不留神，歹徒揮刀掏槍，一轉眼情勢逆轉。我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嗎？繼續僵持著，時間再一分一秒過 去，警察終於到了。銬上手銬，開始搜身，數位相機、皮夾、外接式硬碟，一樣一樣從各個口袋掏出來。擺在年輕人跟前，先拍照存證。如果我剛剛決定放了他，他 會不會在離開前還我這些物品？

警察上樓拍攝進入的浴室窗口，再到牆外拍攝攀爬的路徑。帶走年輕人時，留下話說，「請你到分局來協助筆錄。」

一九八六年生，身高一七二公分，有前科。兩位員警分兩部電腦各自登打著文件，偶爾對著我問問題，「你是幾點發現竊賊侵入的？」「你發現他時，他有沒 有拿著武器？」接著，一份一份文件從印表機、影印機產出。簽名的簽名，蓋手印的蓋手印。在警局折騰一個多小時，領回我的差點遺失的物品，離開時已近九點。

我是不是太冒險了？黑暗中我按壓過去時，完全沒考慮到對方是否帶著武器。想到的只是「我動作一定要比他快」。Alice Sebold 在小說 Lucky 裡自述遭性侵的慘痛經驗，有一段文字這樣寫著：
In the tunnel where I was raped, a tunnel that was once an underground entry to an amphitheater, a place where actors burst forth from underneath the seats of a crowd, a girl had been murdered and dismembered. I was told this story by the police. In comparison, they said, I was lucky.

是啊，我也是很 lucky 了。但是，下一次無常的事件發生時，我還會不會一樣的 Lucky？傍晚，兒子放學回家清點他的損失，又發現包包裡掉了四百元。打電話向處理的員警詢問，如何補救。回答說，筆錄做完了，似乎已經沒辦法，除非那 人願意承認。順便一問，那年輕人後來如何處置？答說，詢問結束，筆錄做完，放了。等待下次法院開庭再傳喚出庭，如不出庭就通緝。好一個放了！

家人跟我抗議了。也許未來幾天，那通透的視野前面就要多出一道柵欄，是方框？或者是直條欄杆？誰知道？一場驚魂過後，stay behind bars 的竟然不是竊賊，而是受害者。我們要把善良、慈悲好好圈衛著，把最大的空間留給邪惡，讓他們 remain at large？飽暖思淫慾，飢寒起盜心。我的情況肯定不是個案，闖入者也許迫於無奈，這或許是這個悲慘年代大家的共業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