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ucky

相較於左鄰右舍,我家裝設的鐵窗算是最少的。我崇尚自然,遮雨棚、鐵窗之類的設施,能免則免。戶外的陽光、新鮮的空氣、通透的視野,這才是我想要的。但是享受這些卑微的自然資源竟然還要付出代價,這倒是讓我很意外。

星期天晚上,我就寢的時間已經算是星期一凌晨了,時間是二點多。上了床,我自己知道過了好久才入睡。一早,我太太起床後嚷著,「你的鬧鐘怎沒響?」「昨晚 睡前怎沒關房間門?」「樓梯燈怎麼也沒關?」聽到這一連串的問句,我從床上跳起,出狀況了。我的鬧鐘設在手機上,時間是六點五分。睡前我開房間門,探視過 外面的樓梯燈,再親手關門鎖門。

起床後,我探頭看浴室窗戶,已經是全開的狀態,外面微弱的晨曦清楚可見。衝下樓,大門半開,只是大門外層的另一道鐵門依然閉鎖著。直覺的判斷,人還 在屋內。我一個轉身,廚房旁的洗手間門半開著。除非後面躲著人,否則那扇門是全開貼著後面的牆。再一步靠過去,左手推門,有人!黑暗中,那人知道被發現, 同時也從門後閃身想出來。我的直覺要我在他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先發制人。是的,我再一步往前,雖然只見一團黑影,左手還是摸索到他胸口,抓住衣領,右手立刻 出擊兩拳,打在臉上,順手抓下他的口罩。抓住領口的左手使力一拉,人被我拉出洗手間。

混亂中,我的手機從他口袋掉了出來。他沒反抗,開始求饒。我的雙手制住他帶手套的雙手,沾污的棉質手套。熟悉的手套,以前我當黑手時也戴過。我太太 還在樓上手忙腳亂找不到電話。我與他四目相望,空氣凝結著。他還是沒反抗,只是哀求我放了他。一句句說沒拿什麼東西,請我不要報警。還說就住在附近,大家 都是熟人。時間一分接著一分過去了,他癱軟,跪下,流著淚。還是哀求我放了他。我的右手拇指指甲開始充血紅腫,剛剛揮拳時弄傷了,疼痛跟著來。我確實也閃 過放了他的念頭。

電視影集都有這樣的片段,執法者閃過仁慈的心,稍一不留神,歹徒揮刀掏槍,一轉眼情勢逆轉。我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嗎?繼續僵持著,時間再一分一秒過 去,警察終於到了。銬上手銬,開始搜身,數位相機、皮夾、外接式硬碟,一樣一樣從各個口袋掏出來。擺在年輕人跟前,先拍照存證。如果我剛剛決定放了他,他 會不會在離開前還我這些物品?

警察上樓拍攝進入的浴室窗口,再到牆外拍攝攀爬的路徑。帶走年輕人時,留下話說,「請你到分局來協助筆錄。」

一九八六年生,身高一七二公分,有前科。兩位員警分兩部電腦各自登打著文件,偶爾對著我問問題,「你是幾點發現竊賊侵入的?」「你發現他時,他有沒 有拿著武器?」接著,一份一份文件從印表機、影印機產出。簽名的簽名,蓋手印的蓋手印。在警局折騰一個多小時,領回我的差點遺失的物品,離開時已近九點。

我是不是太冒險了?黑暗中我按壓過去時,完全沒考慮到對方是否帶著武器。想到的只是「我動作一定要比他快」。Alice Sebold 在小說 Lucky 裡自述遭性侵的慘痛經驗,有一段文字這樣寫著:
In the tunnel where I was raped, a tunnel that was once an underground entry to an amphitheater, a place where actors burst forth from underneath the seats of a crowd, a girl had been murdered and dismembered. I was told this story by the police. In comparison, they said, I was lucky.

是啊,我也是很 lucky 了。但是,下一次無常的事件發生時,我還會不會一樣的 Lucky?傍晚,兒子放學回家清點他的損失,又發現包包裡掉了四百元。打電話向處理的員警詢問,如何補救。回答說,筆錄做完了,似乎已經沒辦法,除非那 人願意承認。順便一問,那年輕人後來如何處置?答說,詢問結束,筆錄做完,放了。等待下次法院開庭再傳喚出庭,如不出庭就通緝。好一個放了!

家人跟我抗議了。也許未來幾天,那通透的視野前面就要多出一道柵欄,是方框?或者是直條欄杆?誰知道?一場驚魂過後,stay behind bars 的竟然不是竊賊,而是受害者。我們要把善良、慈悲好好圈衛著,把最大的空間留給邪惡,讓他們 remain at large?飽暖思淫慾,飢寒起盜心。我的情況肯定不是個案,闖入者也許迫於無奈,這或許是這個悲慘年代大家的共業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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